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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按：冷血丈夫谋杀妻子，找来无知少年当杀手。是怎样的心理驱使胆小少年成为亲手杀人的凶犯？落网之后的他们两人，怎样面对法庭正义的审判？人生无常，案件的结局又是如何？全程跟进当年新加坡这桩大案的记者何盈老师与新加坡眼约稿，继续重现了当年破案的全过程。
话说吕伟添准备雇凶杀妻谋财。2001年4月，他找了22岁青年佘子豪，让他帮忙找职业杀手，以公司的两成股份为酬劳。佘子豪没有门路。5月9日，吕伟添转移目标，亲自去找16岁少年黄敬伟。他对黄敬伟声称他原本是要自己动手杀妻，可是，那样做太明目张胆，等于告诉人家他是凶手，因此，他希望黄敬伟代劳，他还夸赞黄敬伟比起其他朋友更“英勇果断”。他说，要杀他的妻子“轻而易举”，只需从她后面制伏她，然后在她的脖子“划'一刀便行了。他还教黄敬伟事成之后，一定要抹掉指纹，并且要拿走她的钱包，制造她是遭抢劫的假象，以此转移警方侦查的方向。他带黄敬伟回到住家，打开了厨房的抽屉，展示多把不同的刀，任由黄敬伟选择：“随便一把，都适合杀死我的妻子。”他带黄敬伟进主人房，拿出一把黑色的日本刀，叫黄敬伟割报纸”试刀“，他如此形容：“吾妻脖子，薄如此纸。一刀割之，易如反掌。”黄敬伟“试刀”不成，吕伟添当场示范，用报纸卷起一个枕头当着是妻子，叫黄敬伟用刀砍下。在三个多小时里，每隔三到五分钟，吕伟添便问黄敬伟是否愿意干此事。黄敬伟觉得压力很重，被吕伟添搞得头昏脑胀，他也怕吕伟添最后会“杀”他灭口，因此连忙表示不想干了。黄敬伟要联络15岁少年，他怕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，因为头脑比较单纯，容易给吕伟添说服，但却联络不上。直到5月16日，梁慧敏遇刺身亡后的两天，15岁少年电告黄敬伟，他干了件傻事。吕伟添是亲自前去找15岁少年，游说他干此事，他大赞少年比起佘子豪与死党黄敬伟更“成熟、聪明、勇敢”。少年心中大喜，少年本来便好大喜功，总是要“胜人一筹”。吕伟添的“夸赞”，正合他心意，也让他受宠若惊。吕伟添还不断利诱少年，说是只要有了这笔赏金，在四年内不必做事，每个月都有2000新币用，高枕无忧，那可多好。吕伟添说，只要按照他的吩咐按部就班办事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他声称“杀妻计划”精心策划了很久。他警告少年，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计划跟秘密，要是不替他办这件事，他会杀他灭口！吕伟添还自称他的网络设计员的工作只是在放烟雾，其实，他曾经干过“这种事”，“杀”过五个人，如今始终逍遥法外，相安无事。谈好条件之后，吕伟添给少年100新币，吩咐他去买电话卡，方便互相联络。买卡后，吕伟添带他到后港9道第923座组屋，教他认清楚其妻的住家。过后，吕伟添带他回去住所，向他示范杀妻之法，要他勤加“练习”，以便时间一到，马上派上用场。当时，少年并不感到害怕。在接受成为呈堂证据的警方口供书中，少年透露：吕伟添在5月12日拨打电话吩咐他在第二天母亲节那天动手，他于心不忍，没有照办。因为，他不想让四岁的小女孩，在这个特定的节日里失去母亲，他始终下不了手！后来，吕伟添告诉他，他要去见他的妻女，他还说，本来他要亲自动手，可是，女儿在一旁，他无机可乘，也不想在女儿面前出手。少年起初听了很高兴，因为，他根本不愿意那么做，而是被吕伟添威逼，他以为可以不用干这勾当了。没想到，5月14日晚上9时多，吕伟添一直拨打手机要他上门“练刀”。吕伟添用报纸包裹了刀子，交在少年手上。在这之前，吕伟添也曾经带少年回家“选刀”。吕伟添本身选了一把小刀，刀的一端很尖，刀身有锯齿。吕伟添说，这种刀容易收藏，又够锋利，可刺入心脏，他要少年去买一把相同的刀。吕伟添给他看妻子与女儿的照片，还点明妻子上楼所搭的电梯，回家行走的路线，并且指示他动手的位置与地点，告诉他妻子会提着白色的手提袋，连里面放的钱包的牌子也交代得一清二楚。他问吕伟添为何那么清楚，他回应说他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已经很久，整件杀人计划也策划了不少时候。吕伟添建议少年穿长袖衣干案，以免给其妻抓伤，指甲留下他的皮肤纤维，还交代他切勿将烟蒂丢在现场。少年将刀插在牛仔裤的裤腰，来到了梁慧敏的家后，两人分头行事。少年到组屋楼下，吕伟添去咖啡店。吕伟添过后来电，要少年耐心等其妻回家。10点多，吕伟添来电，告知其妻已快到家，吩咐少年上四楼等候指示。由于吕伟添的女儿在场，少年无机可乘。吕伟添说他有法子“调虎离山”，将其妻引开，方便少年动手。（案发现场。图源：新加坡警察部队Joyce Lim）
少年从后面袭击梁慧敏，一手捂着她的嘴，一手挥刀割了她的喉咙，也刺了她的胸部。得手后，少年跑到对面巴士站，将凶刀丢进巴西立海滩的垃圾桶后，召了德士逃跑。这时，少年很后悔，甚至在录下口供时，更是后悔莫及。少年在口供书上如此说：“我多么希望我从来没认识过这个人，我害父母蒙羞，失望伤心。我也对不起朋友，我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我，我很失落诅丧。”吕伟添的杀妻诡计周详紧密，他除了教唆少年买一双手套，免得干案时留下指纹，还叫他买两张可充值的储值的手机晶片分别放入他们的手机内，以便联络时，这样比较不容易给警方查到。（图源：新加坡警察部队 Joyce Lim）
然而，他想得再完美，还是逃不过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。他也顺手从家里拿了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给少年，让他在干案后，可以用来装手套、刀子与妻子的钱包。警方后来在吕伟添的家里搜获到类似的塑料袋，经过鉴证人员的化验，与少年所持的相吻合，最后反而成为了指控他的物证。梁慧敏在命案发生之前，三次给丈夫吕伟添诱入死亡陷阱，她逃过两劫仍然懵然不知，可惜，最后还是死在枕边人雇用的“杀手”的手上！第一次死亡陷阱是在5月13日晚上，吕伟添约妻女在公园见面，他对女儿说要跟她玩捉迷藏，叫女儿等电梯上楼时跑回家，他会随后追来。女儿很高兴的跑进电梯，吕伟添却暗中从裤袋内掏出刀子，准备暗算走在前面的妻子，没想到，女儿却跑了出来，他连忙将刀子收回。他原本打算得逞之后，施用“苦肉计”，以刀自刺，制造夫妇俩给人寻仇的假象，因为，他几天前在快餐店与一个醉汉起冲突，他会向警方指那醉汉前来寻仇。第二次死亡陷阱是在5月14日案发当晚，吕伟添跟15岁少年一起在妻子住家附近等待机会。10时左右，梁慧敏乘德士来到楼下，吕伟添拨手机指示少年跑上四楼，少年因为一时害怕没照办。到了晚上11时40分，梁慧敏独自步出电梯时，逃不过最后一次死亡陷阱，少年最终还是听从吕伟添的吩咐，犯了杀人罪。2001年5月19日，吕伟添与15岁少年双双被控上法庭。吕伟添穿着背心，被控唆使少年杀妻，面对最高死刑的控状。少年被捕前还是个中学生，他个子瘦小，戴着眼镜，面控时木无表情。大家心里有无数的疑问：像这样的一个中学生，真的是个受雇的“杀手”吗？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学生要去杀人，弄到前途尽毁？他的家庭又是怎样的一个背景？还是他精神有问题？由于少年未满16岁，受到法律上的保护，连名字也不能见报公布，其他疑问自然也得不到答案。提起案发当天的经过，梁慧敏是在后港9道第923座组屋上楼拿笔之时，遇刺送院后不治的。在这之前，吕伟添叫她到楼下咖啡店签署办理离婚手续的文件。司法委员郑永光在法庭上盘问吕伟添：“你当晚没有带笔在身上？”司法委员问：“可是，你是要到哪里签署重要的文件啊！”吕伟添答：“那是习惯的问题，即使我到马场，明知道要下注赌马，我也没带笔。”吕伟添回说，他原本约好妻子到附近咖啡店，因为那里应该有笔可借。他辩称是妻子本身坚持要上楼去拿笔的，妻子还叫他到游乐场陪女儿玩，等她拿了笔下来才签署文件。司法委员问：“可是，那个时候已经快到午夜了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你还陪只有四岁的女儿玩耍？那你又为何不陪妻子上楼签署文件呢？”司法委员问：“本该如此，问题是为什么没有那样做？你宁可半夜在楼下等候？”吕伟添答：“因为，我要陪女儿，这对我很重要，即便是只有五分钟，我也很珍惜跟女儿相处的时间。”司法委员郑永光认为，吕伟添或许很疼爱女儿，可惜，他利欲熏心，财务与婚姻等困恼已经掩盖了这份父女情。吕伟添在法庭上始终否认是他教唆少年杀妻，坚持说悬赏杀妻只是个玩笑，他指少年是为了向他与朋友逞能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真的杀了他的妻子。然而，跟少年一起的那群朋友与他的两个情妇，都在供证时指证他是幕后指使人，异口同声形容：吕伟添谈起悬赏杀妻时，神态“严肃认真”，不像是“玩笑”!吕伟添则辩称两个情妇是因为要离开他，才在庭上说了不利他的供词。司法委员郑永光在发表长达57页的判词时指出，吕伟添辩称他提出的杀妻计划只是开玩笑，其实，本案“最大的玩笑与谎言”便是吕伟添在庭上的所有辩词。他认为，吕伟添绝对有杀妻动机，因为，妻子死后，他可以获得三大利益。包括：获得组屋收益40多万新币来解决穷途潦倒的困境；可以得到女儿的抚养权以及可以省下离婚后的赡养费。据主控官透露，梁慧敏生前投保了公积金局的家庭保障计划保险，一旦她去世后，保险赔偿是41万新币，这笔钱付给了建屋发展局偿还房贷后，吕伟添只需付6万新币左右，便可还清所有的贷款，以当时的屋价，只要转售出去，吕伟添马上会有40余万新币入袋。吕伟添早在1999年10月，已经入不敷出，经济大有问题。他多项生意失败，又因欠银行上万新币而被银行申请资产查封令。案发前一年，他原本受聘担任一家公司的美术总监，却因公司拖欠薪水，他决定辞职，当时，他连房贷也无法负担。他在庭上承认：“袋里没钱，吃饭都成问题！”主控官也拆穿吕伟添在妻子葬礼上“哭灵”是一场“鱼目混珠”的“戏”，因为，少年在口供书上指称，吕伟添对他说，“哭灵”那幕“戏”，他已经“演练”了好多遍。其实，吕伟添心知肚明，是他悬赏10万新币，雇用凶手，还指导对方，如何用刀刺入妻子的喉咙。他当时是猫哭耗子，流的不过是鳄鱼泪！司法委员郑永光则形容吕伟添设计的是现实生活中的“一盘死亡西洋棋”，15岁少年及那群小伙子是他的小卒，他是“国王”，他指使小卒除掉“王后”。郑永光指出，少年并不是冷酷的杀手，他对梁慧敏三番五次下不了手，他也不是所谓的“小魔头”，他并没有陷害吕伟添，他所说的话句句属实。要是他说谎，他会把所有的罪责推在吕伟添身上，而不会向警方自认是杀人凶手。铁证如山，教唆他杀人的确实就是吕伟添。他也指出，少年曾经要避开吕伟添的纠缠，但对方死缠烂打，并不罢休，他给少年的选择是：不是杀人，便是被杀！除此，整个被游说杀妻的过程如此复杂曲折，要不是少年亲身经历过，根本无法捏造出来，少年甚至坦白得没有说出对他本身有利的供词。少年最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，刑罚原本是死刑，但因他未满18岁，因此逃过鬼门关。郑永光下令将他拘禁，等候总统发落。根据当年的法律规定，拘禁期是10年到20年。少年的家属婉拒报界访问。他们透过律师发表声明，表示他们对少年的做法感到震惊，他们会想念少年，会给他支持，等着他回家。 （吕伟添。图源：新加坡警察部队Joyce Lim）
吕伟添则判处了死刑，他闻判后，先是苦笑，后来又回复他一路来的“招牌”笑容——满不在乎的冷笑！2002年，上诉失败后，吕伟添上绞台正法，他临终前告诉代表律师苏峇士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女儿。犯下杀人罪的少年犯案时未满18岁，媒体不能刊登他的身份；为了保护被告，法庭文件中以“Z少年”为代号。Z少年侥幸逃过死刑，被无限期拘禁，等待总统发落。第一次申请总统特赦，于2013年被驳回。2017年11月，律师再次向总统提呈特赦请愿书。Z少年终于在2018年11月2日获得哈莉玛总统批准，结束17年铁窗生涯，恢复自由身，当时他已32岁。Z少年两次请求特赦最终获准，可说是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案例。
新加坡司法小科普
依据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令（Republic of Singapore Independent Act），总统持有特赦权，可以在征询内阁的意见后，赦免被告的部分或全部刑罚。总统行使这项特权的决定，法庭是无权过问的。
恳求特赦的请愿书通常由代表律师准备，详述被告的身世背景以及特殊情况，并且附上被告亲友的求情书，然后呈交总统府。总统接到请愿书后，先征询总检察长的意见，并且咨询内阁后再作出决定，最后将决定通知被告的代表律师。
总统发出特赦令是一种宽厚开恩的做法，主要是考虑到被告的特殊情况，基于对被告的同情，发出特赦令，因此，这特殊因素，必须非常充分，合情合理，令人信服。除此，被告的健康状况，年龄、以及在涉及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，或者被告在服刑期间，不幸患了绝症，或“家变”等，都可列为请求特赦的理由。
当然，被告本身必须在狱中行为良好，比如进修成绩杰出，而且决意痛改前非，才有“酌情处理”的机会。表面看来，任何被告都可要求特赦，但是，请求特赦成功的被告少之又少。
从新加坡独立到2001年，只有10名犯人获得总统特赦；当中以贩毒案和谋杀案的被告居多，单就贩毒案来说，只有两名女毒贩获得特赦，可也并非无罪获释，而是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。
这10人当中，服刑最短的是7年，最长的是26年，目前还在等待总统发落，命运与生死未卜的少过20人。
此案案情曲折，当年在庭之时，不少公众急欲“看看”主谋和“少年杀手”的真面目，宁愿排几个小时队，挤入法庭旁听。值得反思的是：吕伟添原本联系了四个少年，悬赏谋杀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妻子，四少年因害怕临阵退缩；吕伟添找到Z，游说他接受“赏金”，还买刀给Z，教他如何下手。吕伟添这个“惊人阴谋”，是他和这群少年共守的秘密，竟然没有一个少年想过要将事情转告大人，这是因为新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到了“无话可说”的地步？抑或父母比不上朋友来得更亲？家庭再也不是安乐窝？Z如今应该30多岁了，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和把握这个“再生”的机会，走回正途。 何盈，原籍广东大埔，端蒙中学高中毕业，工余考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。1970年进报界，采访意外、犯罪、警务及突发新闻近30年，曾任《联合早报》副采访主任、副编辑主任，曾获选赴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台湾及印尼等地，参加研修课程与实地采访。现为自由撰稿人。已出版著作多本，包括《法网难逃》《杀童血魔》《警匪喋血》《悬案疑云》《说黑道白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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